英国和法西斯德国之间的战争叫什么

名字叫不列颠之战。唉，吹破了牛皮的戈胖子，还有悲催的空降猎兵

马超和太史慈是怎么死的？

三国时东吴名将。以孝、信、义见称。其时黄巾贼管亥围困北海，太史慈助北海相孔融对抗暴寇，善用勇略，为孔融联结平原相刘备，击溃贼众，声名大噪。其后归同郡扬州刺史刘繇，于神亭独领一将向斗孙策等十三骑，更支身与孙策大战，奋勇莫当。后刘繇败死，孙策擒获太史慈，策慕其高义，求为其将，慈慨然许诺。太史慈更替孙策招谕刘繇残军归顺，守言应诺，恪遵信义，始终如一，弭息诽论。自此太史慈便成为孙家大将，孙策在时，太史慈助其扫荡江东；后孙权领事，同样重视慈。「群英会」上，周瑜付剑与慈为监酒；赤壁战中，孙权用慈为大将先锋。后于合肥城中中伏，为魏将张辽所遣弓弩兵射至重伤，回营发遗世之言，不治身死，寿止四十一岁。 病故 马超为扶风茂陵人。初平三年，其父马腾受封为征西将军，屯郿县。后腾袭长安，兵败出走西凉。建安十三年曹操任丞相后?积极南征，但对关中和西凉的割据势力终不放心，对马腾父子尤其戒备，马腾举家迁至邺城，只留超以领其军。 建安十六年，曹操西讨汉中张鲁。关西诸将疑操欲对其不利，遂以马超、韩遂二将为首起兵抗曹。两军在潼关对峙月余，最后曹操以离间计引起马超、韩遂二人不和。关西军大败，马超逃至凉州。 马超兵败后重整旗鼓，攻打陇西一带。其后兵败投靠张鲁。而曹操亦于建安十七年诛杀其父马腾，夷其三族。三国演义中，曹操是先杀马腾，而后超起兵为父报仇。这是罗贯中希望突出马超之起兵乃为父报仇。而另一方面亦可把曹操写成为陷害忠良的奸臣。 建安十九年，张鲁部将杨昂因忌马超才能，而屡屡向鲁进谗。马超恐张鲁对其加害，遂投刘备。适备围成都，超遂自请为先锋以攻城。城中军民大惊。 刘备称帝后，拜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进封斄乡侯。 蜀汉章武二年，马超病逝，享年四十七岁。 刘备发动夷陵之战时马超已经身患重病，不久便卒！死前马超曾写信给刘备说自己一家被曹操杀的差不多了，已经没有什么人了，只有一个弟弟马岱，希望陛下能好好待他！死时年仅47岁，如果马超能活到赵云的岁数，一定可以在后来的北伐中为诸葛亮建立奇攻，斩将杀敌。也许也就不会有“蜀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这句话了。确实有点让人遗憾！ 五虎大将中，关，张，赵，黄均出身贫寒，惟独马超是名门之后。马超出身陇西大族，据称 是东汉名将马援之后，其家族长期雄据凉州。他本人“资兼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 属英步，彭越一类人物。刘备兵临成都，一时尚不能攻下。马超率兵来到后，城中人慑于他 的威名，顿时震惊万分。刘璋在这种情况下才不得已开门出降。马超为刘备定蜀立下了大功 ，为此刘备在称汉中王之后封他为左将军，位列关羽，张飞之后。 马超一入刘备集团，即获得极高的礼遇，但随后却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虽然在蜀汉的武官 位列第三，但既没有担当方面重任，也没有参与指挥重大战役。在他去世前刘备发动过两次 具有重大意义的战争---夺取汉中和讨伐孙吴，都看不到马超的影子。不久，马超英年早逝， 年仅四十七岁。 事实上，马超在蜀汉政权中是最受的排挤的，他不仅感到寂寞，甚至有一种“危惧”之感。 《三国志.彭漾传》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恃才傲物，狂妄自大的彭漾被刘备贬官到外地，便 满腹牢骚来找马超发泄。一开始，郁郁不得志的马超也随口附和了几句。彭漾以为遇到知己 ，便不知天高地厚地“煽动”马超：“卿为其外，我为其内，天下不足定也” 这句话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推崇自己和马超，一文一武，一相一将，一主内一主外，就 可以安定天下；另一种就属大逆不道了：打算一内一外，里应外合，夺取政权。但不论哪一 种解释，都是狂妄的，完全可能给自己招来灭们之祸。 马超听了他的一番狂言，默默无语。待彭漾一走，便立即上表刘备，揭发他的“大逆不道” 。彭漾立即被捕，不久被处死。 马超这番行为，确实不够光明正大。因为是他先符合彭漾，也发了几句牢骚，才引出彭漾后 面的大逆不道之言。在这种情况下，他为了自保，便干起告密的勾当，把彭漾推入绝境，这 样的行为确实让人不敢恭维。不过，由此事也可以想象马超在刘备手下那种战战克克，如临 深渊，如履薄冰的神态。可想而知，马超在蜀汉受到的猜忌和排挤是如何的明显。否则，他 既不会有寂寞之感，也不会有“危惧”之感的。 马超出身名门，为一代名将，为刘备取成都立过大功，却受到这样的猜忌和排挤，不是太冤 枉了吗？同样为降将的马岱，黄权，王平，和姜维都受到了信任，授予重任。惟独马超却不 同，这就不能不令人想到马超本人的因素了。 最能说明马超的行事与为人的，莫过于潼关大战了。汉献帝建安十六年（公元211年），曹操 打算出兵汉中，讨伐割据该地的张鲁，准备先派大将夏侯渊率军出河东，再到关中与驻扎那 儿的钟瑶会合，有人向曹操提出，大军西进很可能引起盘踞关中和河西地区的马超和韩隧的 疑惧，以为此举是针对他们，从而导致他们互相煽动，其兵叛乱，请曹操慎重行事。曹操没 有听从这个意见，在他看来，马超，韩遂这类地方军阀迟早要收拾的，如果他们起兵叛乱， 正好给他一个师出有名的借口，乘机歼灭，即使如此，曹操还是认为马超不见得会起兵，因 为马超有一个极其严重的顾虑，这就是他的父亲和马腾全家的的身家性命。 马腾的父亲曾在河西地区当过地方官，后来丢了官，就留居当地，还娶了一位土著女子，生 下了马腾。马腾身材伟岸，仪表堂堂，但性情温和。东汉末年天下大乱，马腾归顺了曹操， 曾出兵帮助攻击袁绍的女婿高干，以后，马腾与韩遂不和，便上表请求到京城为官，决心依 靠曹操这棵大树，安度晚年了。 马腾全家居于邺城，实际上已成为曹操的人质，只要马超有任何“不轨”的行为，势必危及 老父和全家，这是明白无疑的。 正是基于上述两种考虑，曹操没有听从别人的劝告，毅然出兵河东。 马超听到曹操出兵河东的消息，立即联络韩遂，程银，侯选等十部起兵叛乱。曹操亲率大军 讨伐，与马超在潼关数度激战，最后大获全胜，完全控制了关中地区。 古代法律规定，造反者满门抄斩，铢灭九族，这一点马超不会不知道。然而，他为了自己的 底盘和实力，只因为一种并不明确的威胁，便置父亲和全家的性命与不顾，悍然起兵叛乱。 结果，马腾和的他的两个儿子马休。马铁以及全家两百余口全部成了曹操的刀下之鬼，而马 超自己也一败涂地，人马底盘全部丢掉，到处亡命。 按照古代的伦理道德观念，马超的行为可谓不忠，不孝，不义，不智，既自私，又狭隘。自 汉代统治者标榜“以孝治天下”以后，社会上最看重的道德就是“孝行”。因此，马超的所 作所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会遭到几乎所以人的蔑视和唾弃。 后来，马超一度投奔张鲁。张鲁鉴于他的威名，很想委以重任，还打算招他为婿。有人劝张 鲁：马超这种人，连自己的父亲，兄弟都不爱不顾，对别的人还会有真心吗？”张鲁因此取 消了原来的念头，不在厚待马超。 马超穷愁无路，最终投奔了刘备，有立下了大功，得以封侯晋爵。但是，当初他起兵叛乱导 致家族覆灭的往事并没有因此被人忘却。他那样的为人行事很难再得到人们的信任的，更何 况有“枭雄”之称刘备了。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进入刘备集团的马超，在短暂的荣耀之后，接踵而来的便是猜忌和防范 。 远在荆州的关羽放心不下，专门写信给在成都的诸葛亮，询问马超的将才谁人可比，为此诸 葛亮回信写到： 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翼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公之绝伦 超群也。 上面这段文字出自《三国志。关羽传》。《三国演义》采用了它，只是把关羽写信改成了打 算入川于马超比武，从而增加了故事的深动性。 许多人把此事作为关羽骄傲自大，不能容人的典型事列，还往往将它同关羽耻于同“老兵” 黄忠为伍那件事相提并论。这样的看法，未免有点小看关羽，更埋没了他的良苦用心。 实际上，关羽和诸葛亮是在一唱一合，意在煞煞马超的气势，婉转的警告他，诸葛亮将马超 比作楚汉相争的英布和彭越，实在是意味深长。彭越和英布都是当时的“一世之杰”，为刘 邦的开国元勋，但不久不久就因行为不轨而遭铢灭。这种似褒实贬的比喻，真实的用意是在 警告马超：要想长享富贵尊容，就必须老老实实，安分守己。 当局者如此对待马超，其他文武乘机排挤便是顺里成章的了。在这种情况下，马超虽有盖世 武功和英名，也只能是做困愁城，“危惧”而已。 陈寿在《三国志.关张马黄赵传》的传论中，给了马超这样的评语：马超阻戎负勇，一覆盖其 族，惜哉！ 说的还是连累父亲兄弟和全家死于非命的那件事。陈寿在为马超惋惜，还算是客气的呢。 这就是《三国演义》中那位人人钦佩的“锦马超”的真实面目！

宋徽宗继位初期励精图治,为什么后来如此昏庸无道

北宋第八位皇帝宋徽宗，既是一个能写善画、琴棋俱佳的名家，又是一个荒淫无度的昏君。在他统治国家的时期，奸臣当道，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统治阶级疯狂地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民不聊生，起义不断。金人趁机入侵中原，徽宗最终成为金国的俘虏，北宋随之走向灭亡。

一、徽宗继位

宋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元月，宋徽宗赵佶在宋哲宗灵柩前即位。即位之初，徽宗表现出了一位有为君主的架势。这首先表现在他下诏让天下百姓批评朝政、提供建议上。上书言事者络绎不绝，奏疏多集中在如何清除奸臣上。当时朝中著名的奸臣有：章、安、蔡卞、蔡京等。徽宗因章曾反对他即位而心存不满已久，但仅凭一纸奏书就惩办一名宰相，又恐遭人非议，于是派章负责哲宗的安葬事宜。章不小心使灵车陷入泥沼中，花了一天时间才拖出来，由此被大臣弹劾对先帝不恭，又有人举报他为宰相时陷害宣仁皇太后，于是被贬官雷州，随后又流放睦州而死。御史中臣安和章狼狈为奸，结果被除名，放归田里。蔡卞是蔡京之弟、名相王安石之婿，也与章狼狈为奸，一唱一和。徽宗为顾及大臣体面，让蔡卞自己上疏辞职，后以降职秘书少监处理。蔡京受言官弹劾，贬为提举洞需宫，居住杭州。接着，吕嘉问、吴居厚、徐铎、叶祖洽等一干奸臣也相继被黜，朝廷初步呈现出一派清明的气象。

徽宗除严惩奸臣、驱逐邪恶外，还大量任用忠直之士，有过则改。他即位刚一个月，便果断地任命大名府知府韩忠彦为吏部尚书，真是府知府李清臣为礼部尚书，右正言葵履为资政殿大学士兼侍读。这三人均为人正直，朝野有口皆碑，被任命的消息一出，民众欢呼雀跃，都认为徽宗用人取舍合乎公义。紧接着，正直之士龚任为殿中侍御使，陈灌、邹浩为左、右正言，江公望、常安民、任伯雨、陈次升、张舜民等皆居台谏之职。韩忠彦不久即提出广仁思、开言路、去疑似、戒用兵四事，深受徽宗赞许。从此忠直敢言之士，不断得到提拔重用。徽宗还听从韩忠彦的建议，召回元诸臣。哲宗朝宰相范纯仁是范仲淹之子，公忠体国，为人正直，因受章等迫害贬谪永州，历经磨难。当年已七旬、双目失明的范纯仁忽然接到新天子徽宗的勖勉慰问时，感激涕零。徽宗倚重于他，说：“范纯仁，得一识面足矣!”并任命他为尚书右臣。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虽为旷世奇才，却始终为小人所阻，获罪降官，被贬往惠州。徽宗赦免其罪，让他提举成都玉局观，迁居常州。在韩忠彦的倡议下，文彦博、王、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二十三人均恢复了原职。哲宗孟皇后无端被废，徽宗为她恢复名誉。这些积重难返的公案，徽宗都一一予以解决，恢复了社会公道与正气，受到朝野的一致称赞。

在重用大批忠直之士的同时，徽宗又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三月间下诏，让士庶臣僚直言指责时弊，“其间可采，主受奖掖；所言皆错，亦不受罚。”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宋徽宗言出必行，接受宰相张商英的劝谏，“节华侈，息土木，抑侥幸”，并接纳江公望的谏言，放弃驯养禽兽的爱好，把所有禽鸟都放出宫。政和初年发生了一件充分反映徽宗有容人之量并虚心纳谏的事。右正言陈禾正直敢言，甚为徽宗赏识，他升迁给事中尚未赴任，便不待宣召，进宫力陈童贯、黄经臣宠任宦官将祸及江山的道理，侃侃而谈，听得徽宗饥肠辘辘，徽宗起身让他改日再议。陈禾拽住徽宗衣服泣奏，徽宗又坐了一下，心中不免有点不快，再次起身欲走时，陈禾用力过猛，竟将徽宗衣裾拽脱，徽宗冲口而出：“正言且慢，碎朕衣矣!”陈禾随即回答说：“陛下不惜碎衣，臣又岂惜碎首以报陛下!”徽宗不禁转怒为喜，勉励他说：“卿能如此，朕复何忧。”在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上，徽宗也一样能做到从谏如流，并对有诤臣风的萧服、为政清廉的令毛注加以提拔。通判王涣之应召入对，就日食是政治有缺失造成的这个看法发表议论：“……愿陛下虚心纳谏，言论不管是逆耳顺耳，对的就该采纳施行；事情不管是过去的或是现在的，只要妥当就要重视；人不分亲疏，只要正直就可委以重任。如此，则人心服，天下就可臻于至治，上天自然也会降福了。”徽宗对王涣之颇为欣赏，不久就将他升为中书舍人。

徽宗对行之已久的规章制度，只要是不合理的，就毫不犹豫地予以废除。他下令将贮藏在大内杀不敬之臣的毒药焚毁，还主张宫廷建筑不要过于豪华，这与以后讲求奢华的徽宗，简直判若两人。

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积案是宋徽宗最难以处理的问题。神宗是他的父亲，变法图强，自然无可厚非。哲宗是他的兄长，自己承袭的就是他的帝位，如果刚开始执掌朝政，便贬逐先朝旧臣，于情于理，都不妥当。为了制定正确的方略，徽宗反复阅读臣下的奏章，并不断询问有识之臣，明白了门户之争的真谛：不管是攻击元丰之党还是元之党，均不是忠诚为国，而是为了一己之私。徽宗在反复思考之后，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十月向全国颁布诏书称：“朕对于军国一政、用人标准，没有元丰、元的区别。斟酌某项举措是否可行，办法是否妥善，只看是否合乎时宜；辨别忠奸、用舍进退，只看是否合乎情理。如果能使政事稳妥无失，人才各得其所，天下就太平了。无偏无党，正直是与，清静无为，顾大局，识大体，使天下休养生息，以成就朕躬继志述事之美，不是很好的事吗?如果曲解别人，心存偏见，妄自更改已有之规，扰乱政治，伤害国家利益者，不但为朕所不容，也为天下公论所不容，朕必与国人共同唾弃之。”一个月后，徽宗改元为建中靖国。所谓“中”，就是不偏不倚，既不盲从元，也不附和绍圣。徽宗的这种态度，确实体现了一个明君应有的智慧和胸襟。

二、蔡京擅权惑徽宗

有识之士对北宋的灭亡有过这样的评论：宋朝亡于君子，而不亡于小人。意思是那些君子们明争暗斗，同归于尽，以致把大好河山交到了小人手中。徽宗即位后身边逐渐聚集了一批奸佞邪恶之徒，最著名者是蔡京、王黼、朱及宦官李彦、童贯、梁师成六人，人称“六贼”，而首推蔡京。

蔡京于宋神宗熙宁三年登进士第，当过钱塘、舒州等地的地方官，出使过辽国，以功升为中书舍人，后任开封知府。宋哲宗时司马光为相后要全部废除新法，要求在五天内恢复差役法。在如此紧迫的时限下，蔡京却按期完成任务，并亲自到政事堂向司马光报告。司马光兴奋异常，称许他说：“倘若人人像你一样奉守法令，何事不能成功!”哲宗亲政后起用章恢复新法，章设立专门机构研讨变差役法为免役法的问题，久久不能决定。蔡京说：“如今是恢复先皇帝旧制，又不是另立新法，根本无须研讨。”一句话提醒了章，使免役法得以顺利恢复。史家评论此事说：十年之间，司马光行差法，章行雇役，都仰赖蔡京才得成功，由此可见蔡京的才干，也可见蔡京的奸邪。

徽宗即位，蔡京被贬至杭州后，恰逢供奉官童贯奉徽宗命到三吴一带搜求书画古董，两人结识后日夜相处，交往极为密切。蔡京是个丹青妙手，书画名噪一时，他千方百计巴结童贯，让童贯带了他许多的书法和绘画作品到宫中，并在徽宗面前对他极口称赞。徽宗也颇富文才，于是惺惺相惜，对他有了好感。再加上曾布怀着想援引蔡京对付韩忠彦的目的而极力推荐他，蔡京得到提拔，任尚书左右丞。此时韩忠彦已罢相，蔡京就借故挤兑曾布。闰六月，曾布罢相。七月，蔡京出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为筹相职。从此，蔡京一人独揽朝政。

蔡京上任的第二天，命令禁止元法制，又仿照王安石设立三司条例司的旧法，设置了讲议司，专门讲求恢复新法的具体办法和措施。八月，恢复哲宗绍圣年间实行的免役法。九月，他以行新政为大棒变本加厉地打击司马光同道，排除异己，将司马光等共计一百二十人包括所有不对他阿谀奉承的人打成“元党人”，请徽宗御笔书名于石上，竖立在端礼门外，名为党人碑。十月，任蔡卞为知枢密院事，蔡京兄弟二人同执朝政。这是宋代建国以来很少见的事。十二月，朝廷下诏，禁止元学术以及其他邪说推行，非圣贤之书实行“文禁”。这是宋朝政治最黑暗的时期，忌讳重重，文人动辄犯讳。据说当时州县学校考试，不论文章做得如何，先看是否犯了忌讳。“休兵息民”、“节用以丰财”、“罢不及之役”、“清入仕之流”这一类语辞也入了破禁之列，原因是口气与元党人相似，近乎是对熙宁新法的指责。到政和年间，连经书中带“哉”这样的语言也被禁止了，如“大哉尧之君”、“与夫制乱于未乱”、“保邦于未危”、“吉凶悔吝生乎动”。说来可笑，这是因为“哉”与“灾”字同音，“危”、“乱”、“凶”、“悔”等字不大吉利。由此可以想见，囚犯忌而惹祸的人定是多如牛毛。崇宁二年三月，诏命党人子弟不许入京。四月，命令销毁范祖禹所著《唐鉴》以及三苏(轼、辙及其父苏洵)、黄庭坚、秦观的文集。元学术主要指周敦颐、二程等人的经学，因此被抨击为“专以诡异聋瞽愚谷”的程颐也被除名。八月，蔡京又亲自用大字书写党人名字，颁于郡县，刻石成大碑，立于监司、长吏厅中。

要加收崇宁三年正月，蔡京请求铸当十钱。自宋建国，有折二、折三、当五钱，从来没有铸过当十钱。如今铸造这种大面额的货币，不亚于对百姓公然抢掠。蔡京又请求建立管理纸币——交子的印行和流通的专门机构：京西北路专切管干通行交子所，制定了伪造交子的有关刑法。规定：凡是知情、转用以及邻人知而不告的都有罪。私造交子纸的，罪至徒刑和流刑。不久，又命天下除闽、浙、湘、广以外，全部使用另一种纸币钱引。纸币的大量印制和流通，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使宋朝的经济体系遭到严重破坏。

蔡京深受徽宗宠信，权势显赫，待遇优厚。他若要办某件事，必先以徽宗口令拟成诏书，送给徽宗看后，再由徽宗亲抄一遍，称之为御笔手诏，臣下都得遵从，不遵者以违制论处。政和初年，蔡京以太师致仕，徽宗准许他在京居住。宣和末年蔡京第四次为相时，年已80，徽宗准许他于私第办公，三五日一至朝，并下诏褒扬他“忠贯金石，志安社稷”。徽宗持政反复无常，蔡京虽常遭贬斥，但重用的时间毕竟远远超过了贬谪的时间。徽宗曾七次乘轻车小辇，临幸蔡京府第，不用君臣之礼，而用家人之礼。

自从神宗元丰年间永乐败师之后，已有数十年边尘不惊，没有战争了。宋朝府库颇为富足，蔡京便开始引导徽宗穷奢极侈起来。一次宫中举行盛大宴会，徽宗拿出他收藏的玉卮、玉等器具，说道：“我本来早就想使用这些餐具的，但又怕别人说这些东西太过奢华，是种浪费。”蔡京马上进言：“陛下贵为天子，理当享尽天下荣华富贵，受万千民众供奉，这区区玉器，又算得了什么?”在蔡京等人的极力怂恿下，徽宗再也无所忌惮，尽情挥霍，终日纵情享乐。朝廷为此专设应奉局、御前生活所、营缮所等，为皇室娱乐和享受提供全方位服务。朝廷的左藏库，以前每月支出仅需费用三十六万贯，到徽宗时经费竟然达到一百二十万贯。宫中还大兴土木，先后新建了明堂、保和殿、延福宫、万岁山、九成宫等大型建筑项目，竭尽奢华之能事。

后来，徽宗对人世间的享乐逐渐生厌了，于是又幻想得道成仙。他在1105年曾赐信州龙虎山道士张继元法号“虚靖先生”，以后又相继宠信道士王老志、王仔昔，封王老志为“洞徽先生”，封王仔昔为“妙通先生”，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特别信任林灵素。林灵素，温州人，年轻时在佛寺出家为僧，因受师父管责心生怨恨，就出了佛门改头换面当了道士。他善于揣测人意，学得妖幻之术，又敢于天花乱坠地吹嘘，很快就受到朝廷管理道士的官员左道录徐知常的重视。王老志、王仔昔在徽宗面前失宠以后，徐知常就将他推荐给了徽宗。第一次晋见陛下，林灵素就说：“天上一共有九霄，最高为神霄。管理神霄的神霄玉清王是上帝的长子，号长生大帝，主管南方。这位长生大帝不是别人啊，就是陛下您。陛下是神仙下凡，来到人世间担负起治理天下的大任。陛下周围的许多人其实也是来自于神霄玉清宫的天仙，负责协助陛下成事，建功立业。蔡京就是左元仙伯，王黼是文华吏，盛章、王革是园苑皇华吏。陛下最宠幸的刘贵妃是九华玉真安妃。”这一逢迎拍马的胡言乱语居然正中徽宗下怀，高兴得当即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封林灵素为通真达灵先生，赏赐给他很多东西，还专门在紧挨皇宫的地方，为他修建了一座富丽堂皇的道观，称上清宣箫宫。宫中正殿挂着两幅大画像，一幅是神霄玉清王徽宗，另一幅是九华玉真安妃刘贵妃。徽宗经常去该宫听林灵素讲经布道。并且制道学，依据科举制开考，道士们若能通过考试则可任郎、大夫等十阶道职，成为道官。不仅如此，他还下令在全国各地建神霄万寿宫。发给每一座道观田地上千顷，每一位道士都能领到俸禄。任登州知州的宗泽因为修建神霄万寿宫态度不积极、行动不迅速竟被除名编管。在徽宗和蔡京的提倡和支持下，追随林灵素的徒弟人数日增，达两万人之多。林灵素和他的徒弟们利用徽宗的信任，凭借被赋予的特权，经常在京城内装神弄鬼，画符念咒，呼风唤雨，把天下搞得乌烟瘴气。

宋徽宗指使蔡京等人借口恢复新法，榨取百姓血汗，以满足他们永无止境的物质需求。例如，免役钱本是用来雇人充役的，到他们手里却巧立名目新增设了许多种雇役钱，并且强行征收。巩州在元丰年间的役钱总计为每年四百贯，到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竟增至三万九千贯，数额惊人。恢复实行方田均税法时，他们在旧额之外又加收税金，称之为“蹙剩”，往往一县就多征收了数万贯。恢复摧茶法，他们在茶叶产地设置官卖专场。两年以后，废止官场专卖，虽已允许茶商向茶农买茶，但要求茶商买茶后向官府交纳税金，领取“茶引”后方可贩卖。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以后，国家每年的茶税收入高达四百多万贯，其中的一百万贯要专门抽出来供皇帝使用。朝廷还修改盐钞法，由商人先向官府购买盐钞，再凭盐钞到解州领盐贩卖。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朝廷一再更改盐钞法，将大量已经卖出的盐钞作废，使许多盐商因此破产。出售盐钞的多少被朝廷订立为考核州县官、评定其政绩的标准，州县官于是强迫百姓按户买盐，以此来求得升迁。茶引和盐钞，成为宋徽宗时期朝廷的重要经济来源。尽管蔡京挖空心思想出来的这些搜刮民财的办法非常卑鄙，深深地加重了人民的负担，甚至给他们带来了苦难，使他们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徽宗却只看到眼前白花花的银子，还赞赏他说：“这是太师加送给朕使用的钱。”支移，本是宋朝一种赋税的输纳方法，要求赋税送纳到一定的处所，否则就要交纳脚钱。到徽宗时，脚钱却成为一个固定的税种，每斗要交五十六个钱，几乎等同于元丰年间的正税。各地官府为了向朝廷交差或者官员为了自己的升迁，加紧向百姓催收各种在常赋之外增加的税额。在江东西和湖南北，有的一石常赋之上四石耗米，农民们往往卖了耕牛卖房产，还交不足赋税，沉重的负担压得百姓苦不堪言。 荒于政，精于艺

宋徽宗有极高的艺术天赋，可谓琴棋书画无所不通。

徽宗擅长书法，在书法界享有盛誉。他刚开始练书法时是学黄庭坚的风格，后来又学唐朝薛稷的字，熟练之后便有所改变，独创字体修长硬挺、笔画纤瘦，如铁画银钩，极具个性，自称瘦金体。其所书《欲借嵯峨万仞崇》诗和《风霜正腊晨》词，堪称瘦金体书法典范。

徽宗的画则更加出色。他善画花鸟和山水，其画技精湛，笔法谨严，色彩华贵，自成一家。

所画禽鸟之翎毛，运笔奇巧，尤其是点睛之笔，用生漆点染，仿佛一颗突出于纸上的豆粒，而且栩栩如生，几乎要转动起来，令人叹为观止。他最擅长的是墨花石画，画中一色焦墨，不分浓淡，只在丛密之处微露白道，独具特色，妙不可言。传世的作品有《晴麓横云图》、《桃鸠图》、《鹑水仙图》、《四禽图》、《雪江归棹图》、《柳鸦图》、《祥龙石图》、《腊梅山禽图》、《芙蓉锦鸡图》、《听琴图》等。

他大力提倡和奖励书画创作，对宋初已有的翰林图画院和翰林书艺局进行整顿和发展，建立了一系列制度。画院分佛道、人物、山水、鸟兽、花竹、屋木六科实行招考。徽宗亲自以古诗句出题，传世的画题有：“踏花归去马蹄香”、“嫩绿枝头红一点，恼人春色不在多”、“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乱山藏古寺”、“竹锁桥边卖酒家”、“蝴蝶梦中家万里，杜鹃枝上月三更”。徽宗品画崇尚法度，讲究形似，重视画家想像力和艺术创造力的充分发挥。例如他出的“嫩绿枝头”一题，许多应试者根据试题画出茂密的花树，涂上翠绿的颜色，细心勾勒出树枝的形状，以为这样就合乎了题目的要求，哪知都被淘汰。有一人别出心裁画了一座高高的亭子，亭台上有一美人靠着栏杆站立，口点胭脂，嘴唇上那一抹嫣红格外醒目，与旁边的绿柳相映成趣。以红衬绿，嫩绿枝头不仅更加鲜明，而且更富生气。考入图画院者，按出身分为士流与杂流，授给六个等级的职称。表现突出的人还被授以朝中官职，着紫衣，佩金鱼，竭尽荣宠之幸事。当时，图画院中聚集了许多一流的书画家。著名书画家米芾就是徽宗时的书画学博士。还有，创作《清明上河图》的张择端，创作《千里江山图》的王希孟，都是徽宗时图画院的画师。

徽宗对收集和珍藏历代名人书画作品特别热心，并对搜集到的书画作细致的整理、潜心的研究，并予以刊印。根据徽宗的要求，书画院学者在建中、靖国年间和大观年间，将宫中所藏书法作品一一刻在石碑上，并将之加以拓印，编为《续法帖》和《大观太清楼帖》，又将所藏古今书画编成《宣和书谱》和《宣和画谱》，完整系统地记录了宫廷收藏的绘画和书法作品及书画家的情况，在中国绘画史上占领了一席之地。

江南地区自古以来经济发达，物产丰富，奇花异石名满天下。1102年，以大宦官童贯为首设造作局，在苏杭召集精湛的工匠，以象牙、鹿角、犀角、玉石、金银、竹藤等原料进行雕刻、装画、糊抹，生产出大量富丽堂皇的物品，专供徽宗御用。而所用的一切材料、工费，都分摊到江南百姓的头上，大大加重了老百姓的负担。

徽宗对江浙一带的名花奇石情有独钟，蔡京就对苏州富商朱冲及其子朱任以官职，暗示他们设法搜罗奇花异石进贡给徽宗。起初，他们秘密搜罗了三根浙江的名贵黄杨木献给徽宗，得到嘉奖。1105年，苏州设苏杭应奉局，朱主要负责采办奇花异石运往京城，称“花石纲”。应奉局人员只要看到谁家有一花一石稍微与众不同，就领兵直入其家，用黄色帛丰加封，表示已为御用。到运走时，不仅分文不付，往往还因为花石较大而拆屋扒墙，使许多人倾家荡产。在大运河上，运送花石纲的大船日夜不停。船不够用时，应奉局的人就截取运粮的纲船和商船。应奉局曾经搜罗到一块高达四丈的太湖石，装在一条大船上，仅船夫就用了数千名。在运往开封的路上，沿途许多桥梁、城墙被拆毁，以便其通过。运抵开封后，徽宗给该石赐名“神运昭功石”。花石纲的花费很大，仅从浙江运一根竹子到开封，就要花去五十贯，相当于当时第四等户的全部家产。应奉局的官吏利用手中的职权大发横财，随意支取国库的钱财，动辄数十万。朱个人的财产不计其数，他的手下陆续被任命为各级官吏，连他的看门奴都当上了殿学士。而不巴结他的人，很可能马上就被撤职。

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女真族首领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向长期对本民族进行奴役的辽国展开了进攻。宋徽宗接受了归附宋朝的辽人马植的建议，于政和五年（公元1118年）派马政出使金国，与金人约定双方夹攻辽国。阿骨打答应灭辽以后将五代时陷入辽朝的汉地归还宋朝，但要求宋在灭辽后将原来每年给辽的钱绢五十万全部照数给金。在攻辽的过程中，金人以武力优势又逼迫宋朝答应除了每年的五十万岁币外，再以燕京代租钱的名义每年给金一百万贯。宣和五年四月，金兵将燕京及其所管六州二十四县的人口全部掠走以后，将空城交给宋朝。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一月，金以宋朝招纳金的叛亡人员为借口，大举攻宋，兵分两路进攻河东和河北。正在太原的童贯闻讯，急忙派马扩去金军大营谈判，提议交出蔚、应二州和飞孤、灵丘二县，换取金人退兵。金人则要宋朝割让河东、河北之地，童贯不敢答应。十二月初，西路金军攻陷朔州、武州等地，直扑太原，童贯竟抱头鼠窜，而太原军民则对金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东路金军进抵燕山府，宋将张令徽等人抢先逃跑，宋守将郭药师投降，引导金军南下。

燕京失守的消息传到开封，君臣大乱。徽宗打算弃国南逃，给事中吴敏上奏表示坚决反对，建议请太子监国，以招徕天下豪杰。徽宗随即以吴敏为门下侍郎，辅佐太子，并任命奏上“御戎五策”的李纲负责坚守京城。

宦官梁方平奉命守卫黄河北岸的浚州，见金军铁骑前来，不战自溃。金人用小船将大军渡过黄河，直扑宋都开封。

消息传来，徽宗决心内禅，于十二月二十二日让皇太子赵桓即皇帝位，自己称教主道君太上皇帝，住龙德宫。二十三日，赵桓即位，为宋钦宗，改年号为靖康。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徽宗逃出开封，到镇江避难。新即位的钦宗面临危局无回天之力，当时也同样打定主意要出逃，因李纲谏阻，才勉强留下支撑。金军虽然兵临城下，但毕竟孤军深入，而且这时勤王之师已陆续赶到，在这种有利的形势下，钦宗却仍然如同其父一样畏敌如虎，不敢抵抗，而以巨额金币换得金人退兵。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二月，金军北返，主战派立即失势。

四月，太上皇徽宗回到了汴京，正当北宋统治集团认为可以重新安享太平时，金军于同年冬再度南下，攻占了汴京，徽、钦二帝做了女真人的俘虏。

徽宗自从得到不日将被押解北上的消息后，便领着皇后、诸王遥望城中拜辞宗庙，伏地痛哭。三月二十九日，徽宗乘平日宫人所坐牛车，由金兵掌驾，至刘家寺会见金太子宗望。徽宗一行从刘家寺出发，夜晚与押解的金军将领俱住入帐篷内，帐篷周围都有陪伴宋朝帝后的使者严密监视。至浚州时，百姓知是已被废黜的徽宗，纷纷馈赠炊饼、藕菜之类。

在漫长的押解途中，金人故意给这个已经废黜了的天子以难堪。四月二十八日，徽宗一行来到中山府，金人命徽宗喊话，让守城宋兵投降。徽宗不敢违拗，在城下大呼道：“我道君皇帝，今往朝金帝，汝可出降。”守将在城上痛哭流涕，不肯奉诏。

靖康二年九月，金人因南宋兵盛，怕他们夺回徽、钦父子，会失去同宋方讨价还价的筹码，将他们父子送往中京。徽宗眷属千余口，钦宗眷属百余口，费用巨大，金人又不按时发放粮食、衣物，致使他们生活困窘，每况愈下。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七月，徽、钦一行又开始了长途跋涉，于八月二十一日抵达上京。二十四日，金太宗让徽、钦父子朝见祖庙，实际上是行献俘之礼，以此来羞辱北宋君臣。金兵逼着徽、钦父子除去袍服，其他人皆令脱去上衣，身披羊裘，腰系毡条，入庙行牵衣礼，然后又逼着徽、钦父子入御寨，拜见太宗。金太宗与诸王、大臣等骑马先行，后边是五面白旗，上面分别写着“俘宋二帝”、“俘宋二后”、“俘叛奴赵口(构)母妻”、“俘宋诸王驸马”、“俘宋两宫眷属”等字样。宋俘虏一律作金人装束，跪听金人宣读诏书。二十五日，金太宗封徽宗为昏德公，钦宗为重昏侯。建炎四年(公元1130年)七月，金人再将徽、钦父子送至五国城。到了五国城，金太宗让他和他的已被赐给太宗宗族为妻的六个女儿相见。徽宗感激涕零，连上两表向金太宗叩谢，吹捧金太宗“大造难酬，抚躬知辜”，又信誓旦旦地表白自己“自惭遣咎之深，常务省循之效，神明可质，讵敢及于匪图”。

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六月，徽宗的第十五子沂王赵、附马都尉刘文彦为了改变自己的艰难处境，取得金人的信任，告发太上皇欲谋反金国。金人遣两使者前来查问，并要求徽宗对簿公堂。经众人再三哀求，金人才允许免徽宗前去。从此以后，徽宗愈加沉默寡言了。

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四月二十一日，心力交瘁的徽宗一病不起，终年54岁。